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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***的侍从室是个怎样的组织?
“侍从室工作,是一件多荣誉的事,我当努力尽忠职守,报答蒋委员长。”这是蒋介石心腹幕僚唐纵日记记载,他1938年调往侍从室工作的感受。
侍从室究竟是一个什么机构?会让唐纵如此欣喜?
侍从室建立与红军有关。1932年淞沪抗战结束,蒋介石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***政策,在汉口、南昌等地成立三省“剿共”总司令部和南昌行营。蒋介石时常亲临南昌汉口指挥“围剿”红军。又根据南昌行营主任杨永泰的建议,抽调时常随蒋介石出行的参谋人员、秘书、副官、侍卫人员成立侍从室,编制在南昌行营。
1936年1月,红军离开江西到达延安。蒋介石又撤销南昌行营和“剿共”总司令部,成立西北“剿共”总司令部,张学良任副总司令,代行总司令事。侍从室下设第一处和第二处。
1938年侍从室成为蒋介石直辖机构,再加第三处。抗战是侍从室权利膨胀的重要时期。直到1945年,蒋介石撤销侍从室,其业务并入国民***参军处和文官处。
侍从室是蒋介石的军机处,规模小权利却凌驾于***各部之上。主管各类军机政要,审核各地大员请示汇报;各类政治、经济党务,参谋总长不能决定的事务;各类人事管理、任命;以及蒋介石的安全保卫工作。集中了蒋介石最核心权利。
蒋介石时常因“甚忙,不愿多批公事”,将部分事务决断权赋予各处主任。各处主任互不统属,直接对蒋介石负责。1939年1月蒋介石规定每日军事、政治公文,每类仅阅10件。到了5月,蒋介石连10件公文都没有时间处理,除非特别重要不能决定的公事,全部由各处主任决断。真可谓权倾朝野。各处主任非蒋介石嫡系亲信不能担任。
重庆时期,运输处林世良勾结商人走私,大***。军统获知后上报蒋介石,侍从室定下罪名处决。林世良其实是孔祥熙办事的人,孔祥熙虽竭力活动,蒋介石还是依据侍从室的意见,处决林世良。可见侍从室权利之大,连孔祥熙都无可奈何。
历任侍从室最重要的一处主任有钱大钧、林蔚、张治中、贺耀祖、商震。
其中钱大钧曾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。钱大钧早年黄埔军校建校即跟随蒋介石,对蒋介石忠心耿耿,多立下汗马功劳。钱大钧的哥哥钱伟生因走私烟土,被蒋介石下令***。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:“本日***之钱伟声,乃钱大钧胞兄也,贪官污吏知有所戒乎?”钱大钧虽多方求情于蒋介石***,蒋介石还是置之不理。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国名党侍从室就是蒋介石的“内廷”。1932年,刚刚就任委员长的蒋介石因为要时常前往江西、湖北等地指挥针对红军的围剿,所以往往需要临时抽调参谋秘书人员随行。后来,蒋介石接受杨永泰的建议组建侍从室,初期成员就是这些时常跟随他出行的参谋、秘书人员。
刚开始成立的侍从室其实只是4个小组,一直到1936年蒋介石改组侍从室,侍从室才开始正式成形。改组后的侍从室,集军事、党政、人事大权于一身,虽然机构简陋,但是地位却尤在各部门之上,俨然就是***版的“军机处”。
侍从室下面共设3处,每处下面又各设3个小组,其分工大致如下:
侍一处主掌军事,所以其主任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军事幕僚长。在侍从室存在的10年间,侍一处共历经7位主任,其中数钱大钧和林蔚比较有名。事实上,虽然侍一处明面上只掌管军事,但实际上从作战指挥到后勤补给等各个环节,都属于侍一处的管辖范围。
侍一处很多时候充当一个参谋处的作用,为军事决策提供建议。而侍一处主任遇上重要的军事行动,往往还要随侍在军队首脑的身边,及时提供决策参考。两届侍一处主任钱大钧在任时就经常跟随蒋介石亲赴江西、贵州等战场,随时准备为其提供最新的军情信息。
除此之外,及时准确地传达蒋介石的指令也是侍一处的主要任务之一,而传达的对象往往都是各战区司令或指挥员。所以侍一处真正意义上是“往来无白丁”,地位及其所发挥的作用都是比较重要的。
侍二处掌管党政和秘书业务,管辖范围既包括行政院各部,也涵盖各省市行政首脑。侍二处的核心是第四组,蒋介石也正是通过第四组的特殊作用将党政大权紧紧握在自己手中。
侍二处从成立到撤销,其主任一职一直都是由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担任,可见蒋介石对其之信任。也正是因为二人关系密切,所以一遇上紧要***,蒋介石往往就会找陈布雷密谈,而且经常一谈就是直到深夜。陈布雷之所以为蒋介石所器重,与他深厚的文字功底是分不开的。蒋介石发布的重要电文,大多都是出自陈布雷之手,所以陈布雷又有蒋介石的“文胆”之称。
侍三处掌管人事。原本人事这一项是由侍二处第五组负责的,但是由于第五组本身所管业务就多,导致一下子忙不过来。所以后来经过陈果夫的建议,蒋介石就另外成立了侍三处专门负责人事。侍三处的主要业务大致包括整理人事资料、吸收培养人才、建立人事登记制度等三项。侍三处主任为陈果夫,所以实际上侍三处由CC系把持。陈果夫在***中本身就权势显赫,加上其社会关系复杂,所以侍三处在他的管理组织下,不到几年功夫就建立起了覆盖全国的“人事情报网”。而蒋介石正是通过这张网将从中央到地方的人事权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1945年11月,曾经权势通天、风光无两的侍从室被撤销了,而原由其掌管的业务分别转交给了新成立的军务局和政务局负责。
侍从室的建立基础,是蒋介石在南昌指挥进攻苏区的作战时,身边的一批幕僚、参谋、秘书和译电部门,随着蒋介石权力的不断扩大,事务和人员也越来越多,经首席智囊杨永泰提议设立了“侍从室”。到抗日战争爆发后,军务繁忙,侍从室已经扩编为三个处和一个侍卫长室,首任侍卫长就是第74军和第5军的双料首任军长,黄埔一期俞济时。
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”
侍从室第一处主管军事和情报业务,是最重要的部门,历任侍一处主任的名单一看就知道地位:钱大均(淞沪警备司令)、林蔚(作战厅长)、贺耀祖(军统局长)、张治中(***会政治部长)、周至柔(空军司令);第二处负责党务和政治,主任是蒋介石的“文胆”陈布雷;第三处主管人事,主任是CC系老大陈立夫,这份名单足见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和政治地位。
可以说,委员长侍从室才是当时中国的军事指挥和政治中心,是***所有党政军部门必须要俯首听命的“军机处”,因为它代表着蒋介石本人的意见和决断,抗命就是谋反,非嫡系和绝对信任的大员,哪怕级别再高也不能在这里任职。
“侍一处主任钱大钧”
即便是戴笠当年,也要极力巴结委员长侍从室的各处、各组长,因为这是个“通天”的部门,极有可能影响蒋介石的判断和结论,所以哪个方面都是惹不起的,财政部长孔祥熙但凡看见“侍密二”的签署,立即付钱绝不耽误,因为那是陈布雷代表蒋介石来要钱的。
《北平无战事》里那个藏在里间偷听曾可达、徐铁英和梁经伦对话的总统府陈方主任,就曾经是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,曾可达当然毕恭毕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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